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研究开题报告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医疗保险及其减贫效应的研究，各位学者从多个视角展开了论述。通过回顾相关文献，在此作出如下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一、概念阐述

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一般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各自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保费并以此建立保险基金的制度；当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参保人因疾病导致经济损失时，该制度将为参保人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王玉鑫，2021）。

对于相对贫困，国内外学者对之作出了多种定义。Chambers（1995）认为，相对贫困应涵盖精神贫困、代际贫困、权利贫困、文化贫困等内容，而这些都已经不属于物质层面的匮乏。学者赵迪、罗慧娟（2021）指出Townsend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提出了相对贫困理论，从新角度界定相对贫困，认为“贫困不仅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而是个人、家庭、社会组织缺乏获得饮食、住房、娱乐和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使其不足以达到按照社会习俗或所在社会鼓励提倡的平均生活水平，从而被排斥在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活动之外的一种生存状态”。此外，阿玛蒂亚森提出了“能力贫困”概念，认为能力贫困是相对贫困最重要的内容，即相对贫困的本质就是贫困人口缺乏提升福利水平、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

我国李珍博士则指出，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由于不同地区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各个阶层内部不同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别而产生的低于社会认定的某种水平的状况。

二、相关理论基础

1、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

宋思璇（2019）在《马克思与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比较研究》一文中对阿马蒂亚森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进行了阐述，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贫困的原因如下：①基本能力被剥夺引发贫困。贫困本身是基本能力的重要损失，贫困与失去获得极为要紧的东西的本领相关联。是否就业、收入水平的标准、社会救济和周遭环境状况等因素，是比粮食供应总量的多少更为关键的影响贫困的因素。再者，能力除了易受个人收入左右外，还与基础设施、社会公共建筑或设备等紧密相关。②自身权利不平等是贫困的根源。自身权利不平等是指“各种个人自身可以得到的法定渠道连同得到的任由其自身支配的商品束存在的不平等”，社会环境、医疗设施可获得性、家庭生活方式的不平等以及身体状况的不同等均影响自身权利实现。③能力以及权利与能力之间关系的不平衡使贫困愈演愈烈。不同阶层的人对食物控制权利的不平等会产生穷人贫困，在不平等的权力作用下穷人进一步失去食物控制能力，进一步深化了其贫困程度，使之更难改变自身的贫困处境，故不平等的自身权利会引发贫困的恶性循环。

另外，在健康与贫困的关系方面，学者陶纪坤、金辉（2017）指出在 20 世纪 80 年代阿马蒂亚森从“可行能力”视角解释和评估贫困，将健康视为一种具有重要内在价值的“可行能力”和一种基本“自由”，认为健康可行能力是实现其他可行能力和实现自由的基本条件，是最重要的可行能力。

2、持久收入假说理论

王玉鑫（2021）结合边际消费递减规律和理性消费者前提，通过演算得出：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其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暂时性收入变化难以改变其消费决策，因此在在扶贫工作中，财政支持范围不应局限于贫困补助，而应该支持贫困地区建立内生发展机制。在该理论下，基本医疗保险提升参保人健康水平和创收能力进而帮助其摆脱贫困的传导机制就有了理论支撑。

3、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是指在没有任何一方权益受损的情况下，使至少一方的福利水平提升。学者王玉鑫（2021）指出若一项社会制度能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变得更好的同时又没有损害其他人的福利，则该制度能增加社会的福利水平。基本医疗保险是我国重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帕累托改进理论为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有助于基本医疗保险更好地增进人民福祉，提升社会整体福利。

4、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健康与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个人福利至关重要。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力资本缺乏，是健康与教育等高质量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结果；结合经济学视角来看，健康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且恢复健康的机会成本很高。若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因病无法劳动，，其家庭则极有可能因此陷入贫困。故通过健康投资改善人力资本质量，是改善个人福利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陶纪坤、金辉，2017）。

三、基本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

对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减贫效应，学者们的态度不尽相同。

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看，二者间总体上呈积极关系。童天天（2019）表示陷入收入贫困的居民陷入健康贫困、态度贫困的概率大，且具有贫困恶性循环效应。社会保险能够调节这种贫困恶性循环；其中，社会医疗保险的调节作用优于社会养老保险，并且社会医疗保险的扶贫效应大于社会养老保险；社会医疗保险的扶贫效应还具有区域差异，即农村较城市更显著。郭庆,吴忠（2020）通过PSM-DID方法研究得出城乡医保制度统筹显著提升了个体健康水平和贫困风险抵御能力,具备正向的健康绩效和防贫绩效。新农合在反贫困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研究结果表明，新农合不仅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能有效降低农村的贫困发生率（陶纪坤、金辉，2017）。学者罗浩（2021）指出Zhanget al.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发现新农合可以降低参保者家庭灾难支出发生率，但该地区的灾难性支出发生率整体水平比较高。解垩（2008）表明医疗保险具备减贫效果，并且对城市的效果优于农村，但整体的减贫效果比较有限。高建民、周忠良（2007）在《互助医疗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缓解“因病致贫”的效果比较》一文中得出“新农合”和“互助医疗”对卫生服务利用人群医疗费用的补偿均降低了森的贫困指数, 但“互助医疗”缓解 “因病致贫”的强度较大。此外，齐良书（2011）通过对新农合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新农合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不仅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能降低农户间收入分配的不均程度。

不同于以上观点，有的学者持相反观点。周强（2021）在《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一文中指出政府兜底式的贫困补贴,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激励效应,强化了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无法培育贫困家庭的可持续发展能力。Wagstaff和 Lindelow发现中国医疗保险将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率从15%提高至20%；同时Karen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印度健康保险计划的减贫效应，发现自付医疗费用并未显著降低，反而使家庭非医疗支出提升了5%，健康保险不能减轻贫困家庭的自付医疗费用负担（罗浩，2021）。陈在余、江玉、李薇（2016）指出新农合补偿水平较低，难以覆盖居民患重大疾病的医疗支出，对家庭的灾难性支出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

四、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减贫效应分析

范红丽、刘素春、陈璐（2019）研究得出商业健康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个人健康，从侧面验证了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提升居民健康水平从而达到减贫效果。Benjamin通过对 Medicare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实施医疗补助计划大幅降低了参加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并且使得至少260万人脱离贫困；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研究表明印度政府推出的医疗保险计划显著降低了家庭医疗支出（罗浩，2021）。

五、制度优化策略

尽管我国不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在其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影响了其减贫效果。对于此，学者们亦从多方面分析了完善策略。

学者陶纪坤、金辉（2017）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反贫效应及完善策略》一文中从受益人群角度指出要提升农村老年人在新农合中的受益度，适当提高农村老年人就医补偿比例、取消农村老年人住院的起付线限制。

王玉鑫（2021）则从区域差异角度出发，指出基本医疗保险保费设定、保险责任以及保额设定应考虑区域差异，即可依实际情况对农村居民分类别制定基本医保缴费标准。

其次，从制度本身及其不足来看，学者徐登涛（2019）提出应完善医保制度，提高报销比例，具体而言则应调整医疗保险起付线、报销比例以及针对贫困人口的倾斜政策，这主要是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与适用性出发；同时，郭庆、吴忠（2020）则强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统筹要与防贫工作衔接,施行健康的防贫政策以及以健康为导向完善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学者林闽钢（2020）亦指出要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的贫困治理整体性机制。

另外，在医疗资源分配上，政府应着重推动基本医疗保险与相对贫困群众结合，防止其因病返贫的同时也要尽量提高其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从而提升其健康水平、增强他们改善生活和抵抗疾病风险的能力（王玉鑫，2021）。

从医疗保险的实施过程出发，应当严格管控社会医疗保险的扶贫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实施过程、基金使用过程和贫困人口的动态进出过程；同时，加强多部门的协调配合程度、建立贫困动态监管机制（童天天，2019）。

从长期发展来看，学者王玉鑫（2021）建议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发挥基本医疗保险“兜底”作用的同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经济，使贫困家庭能够获得持久性收入。同时，相互整合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和医保扶贫，为农村贫困家庭提供全方位保障。

最后，从微观家庭角度出发，学者罗浩（2021）认为防止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应该重点关注家庭健康风险，普及健康知识并且加大国民健康体检力度，提升家庭抵御健康风险的能力，从源头遏制健康贫困的产生。

六、总结

回顾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都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缓解贫困、减贫效应、防止致贫返贫”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也给出了诸多完善建议，而从“缓解相对贫困”的角度展开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另外，从参保者这一主体出发展开的研究也相对较少。所以，本次毕业论文设计将研究基本医疗保险缓解相对贫困的效应，并给出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