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差异分析开题报告

自党和国家于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增长。

据事实资料统计，1978年我国GDP总量仅为3679亿元，而到2017年，全国GDP总量达到82.71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占比重达到16%。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已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新起点。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核心要求。城镇化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契合目标做到高质量发展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在明确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需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等方面，构建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度，并在质量综合得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聚类方法划分类型，在总结各类型区的基础条件后，对可能存在的城镇化质量问题进行探讨。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尽管我国城镇化起步较晚，但鉴于我国城乡二元化的情况存在，我国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向来重视。在指标的选择及评价体系的构件上，郑大川等针对我国区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特征的差异，运用多指标聚类法进行分类，既考虑到同一时点上各地区城镇化的绝对水平，又包含时间序列上的发展变化。张跃胜从人口和空间规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10个方面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着重考察反映新型城镇化内涵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内涵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在城镇化水平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中，区域间差距的贡献相对更大。蓝庆新等选取了体现城镇化成本与效益的效率指标，从城镇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镇化协调三方面考察了我国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水平，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整体质量不高，且区域差距较大，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朱鹏华和刘学侠基于“城镇化质量是结果和过程、静态和动态的统一，而城镇化质量和城乡协同程度反映了城镇化的结果，城镇化效率则反映了城镇化的过程”的观点，从城镇化质量、城乡协同度和城镇化效率三个维度构建了综合评价体系，认为1978－2015年间我国城镇化质量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2007－2015年为快速增长阶段，城镇化发展质量提高最快且水平最高，而城乡协同度水平较低，成为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余江和叶林从城镇化水平、基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四个方面建立了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并以2020年发展目标作为标杆，测度了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同步水平，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地区城镇化质量滞后于城镇化率，且同步水平比较低。王滨则选择了城镇发展质量、城镇化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维度的34个指标，分析得出当前国内城镇化质量有所提高，但是区域间差距仍是导致城镇化不完善的主要问题。

而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韩爱华等采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贵州省城镇化质量体系中各指标权重并得到评价值，用脸谱图来反映各指标的信息及地区差异。张红梅等采用相对熵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组合赋权，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得出县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值并排序。王福喜等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后用加权平均法得到综合发展指数，再用聚类分析对广东省17个地市进行系统聚类。房会君采用熵值法，利用TOPSIS思想反映甘肃省城镇化的时序变化。王滨使用熵值法结合泰尔系数，区分不同地域间城镇化的区域内外差异。大体而言，便是用因子分析法或熵值法确定综合得分，再依据综合得分评价各部分的城镇化质量。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在明确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需要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等方面，构建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综合测度。

2.在质量综合得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聚类方法划分类型，在总结各类型区的基础条件后，对可能存在的城镇化质量问题进行探讨。

5. 参考文献

[1] Renaud, Bertrand. National urbanization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2] Mckinney M L. Urbanizatio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J]. BioScience, 2002, 52(10):883-890.

[3] Brown D L , Kulcsar C L J . Micropolitan Area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American Urbanization[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4, 23(4):399-418.